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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平生）三進“山門”看律師事業(yè)的發(fā)展
日期：2009-05-05 作者：曹平生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中國開始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偉大革命。“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當改革開放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經(jīng)濟建設和法制建設成為了中國前進的滾滾車輪，過去那種你死我活的爭斗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逐漸規(guī)范的法律秩序，“依法辦事”成為了中國人使用頻率最高的政治詞匯?；謴吐蓭熤贫?，也成了歷史的必然選擇。1980年8月26日，全國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當時,我在吉林省琿春縣黨校擔任政治理論教員。有一天，縣法律顧問處的負責人韓學范同志找到我說，為了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需要建設一支律師隊伍，組織上認為你各方面條件比較合適，你愿不愿意從事律師工作。我說愿意。于是經(jīng)過組織上的考察，縣委組織部任命我為琿春縣兼職律師，參加了法律顧問處組織的兼職律師培訓班。從此，我開始從事律師工作。
當了兼職律師以后，我先后接受委托，擔任過收受賄賂案、盜竊案、流氓團伙案、故意殺人案等的辯護律師。那時我才三十一歲，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通過辦案邊干邊學，不斷提高法理和司法基礎知識水平，逐步具備了獨立辦案能力。
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案件是，我當初承辦的縣森林警察大隊參謀那榮宣盜竊一案，該案社會影響比較大，法院組織了五六百人旁聽的公開審判。由于我準備充分，辯護論據(jù)準確、理由充分，不僅被告人及其家屬表示滿意,而且受到有關部門和群眾的廣泛好評。
1982年1月，吉林省司法廳授予我律師資格。律師制度恢復初期，其身份性質被定義為,“律師是國家法律工作者”。 就當時的情形看，這種身份也許比較有利于剛剛恢復的律師開展工作，但從長期效果看，其負面影響也是存在的。因為，代表公權力或依附于公權力的律師制度是難以取信于民，也是缺乏活力的。
當時的律師數(shù)量很少，我們全縣只有兩個專職律師、三四個兼職律師。律師的業(yè)務范圍也很“窄”，僅限于刑事辯護。后來因工作需要，組織上先后任命我擔任了縣委黨校副校長、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我只得離開了自己喜歡的律師工作。
1986年通過奉賢交流引進人才途徑，我從吉林調到中共奉賢縣委黨校當政治教員，負責哲學和法學理論的教學工作。隨后的1987年，上海發(fā)生了轟動一時的鄭傳本律師辯護的蔣佩玲包庇持槍犯案件，這可能是中國大陸第一次通過電視直播庭審。如果說，在此之前審判“四人幫”的案件中，律師走上臺，是面向世界的一次精彩的政治亮相。那么這一次，人們真切地看到和聽到，中國律師開始行使自己的話語權、為委托人據(jù)理力爭了。聽到鄭傳本律師那么精彩的辯護，我又萌生了當律師的念頭。
當時我正在對奉賢干部進行法律知識培訓，結識了奉賢縣司法局的領導，我向他匯報了曾在吉林省從事律師工作的經(jīng)歷。在縣司法局領導的鼓勵和支持下，我終于把律師檔案從吉林省調過來，成為奉賢律師事務所的兼職律師，第二次從事律師工作。
此后，我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識和從事過律師工作的實踐體會，積極的參與法制宣傳工作，曾兩次榮獲上海市五年普法先進工作者，同時也承辦了不少經(jīng)濟糾紛、婚姻糾紛和房產糾紛案。后來因工作需要調任奉賢區(qū)委宣傳部和黨校的領導工作，及律師兼職準入政策變化、公務員不得兼任律師，我才停止執(zhí)業(yè)。
我在奉賢擔任兼職律師期間，律師事業(yè)發(fā)展較快，奉賢律師事務所已經(jīng)有十幾個律師了，律師辦案的范圍也比以前更加廣泛了，但還是沒有跳出“官辦”的模式。國家辦的律師事務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中國開始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偉大革命?！昂鋈缫灰勾猴L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當改革開放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經(jīng)濟建設和法制建設成為了中國前進的滾滾車輪，過去那種你死我活的爭斗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逐漸規(guī)范的法律秩序，“依法辦事”成為了中國人使用頻率最高的政治詞匯?；謴吐蓭熤贫?，也成了歷史的必然選擇。
1980年8月26日，全國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當時,我在吉林省琿春縣黨校擔任政治理論教員。有一天，縣法律顧問處的負責人韓學范同志找到我說，為了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需要建設一支律師隊伍，組織上認為你各方面條件比較合適，你愿不愿意從事律師工作。我說愿意。于是經(jīng)過組織上的考察，縣委組織部任命我為琿春縣兼職律師，參加了法律顧問處組織的兼職律師培訓班。從此，我開始從事律師工作。
當了兼職律師以后，我先后接受委托，擔任過收受賄賂案、盜竊案、流氓團伙案、故意殺人案等的辯護律師。那時我才三十一歲，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通過辦案邊干邊學，不斷提高法理和司法基礎知識水平，逐步具備了獨立辦案能力。
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案件是，我當初承辦的縣森林警察大隊參謀那榮宣盜竊一案，該案社會影響比較大，法院組織了五六百人旁聽的公開審判。由于我準備充分，辯護論據(jù)準確、理由充分，不僅被告人及其家屬表示滿意,而且受到有關部門和群眾的廣泛好評。
1982年1月，吉林省司法廳授予我律師資格。律師制度恢復初期，其身份性質被定義為,“律師是國家法律工作者”。 就當時的情形看，這種身份也許比較有利于剛剛恢復的律師開展工作，但從長期效果看，其負面影響也是存在的。因為，代表公權力或依附于公權力的律師制度是難以取信于民，也是缺乏活力的。
當時的律師數(shù)量很少，我們全縣只有兩個專職律師、三四個兼職律師。律師的業(yè)務范圍也很“窄”，僅限于刑事辯護。后來因工作需要，組織上先后任命我擔任了縣委黨校副校長、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我只得離開了自己喜歡的律師工作。
1986年通過奉賢交流引進人才途徑，我從吉林調到中共奉賢縣委黨校當政治教員，負責哲學和法學理論的教學工作。隨后的1987年，上海發(fā)生了轟動一時的鄭傳本律師辯護的蔣佩玲包庇持槍犯案件，這可能是中國大陸第一次通過電視直播庭審。如果說，在此之前審判“四人幫”的案件中，律師走上臺，是面向世界的一次精彩的政治亮相。那么這一次，人們真切地看到和聽到，中國律師開始行使自己的話語權、為委托人據(jù)理力爭了。聽到鄭傳本律師那么精彩的辯護，我又萌生了當律師的念頭。
當時我正在對奉賢干部進行法律知識培訓，結識了奉賢縣司法局的領導，我向他匯報了曾在吉林省從事律師工作的經(jīng)歷。在縣司法局領導的鼓勵和支持下，我終于把律師檔案從吉林省調過來，成為奉賢律師事務所的兼職律師，第二次從事律師工作。
此后，我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識和從事過律師工作的實踐體會，積極的參與法制宣傳工作，曾兩次榮獲上海市五年普法先進工作者，同時也承辦了不少經(jīng)濟糾紛、婚姻糾紛和房產糾紛案。后來因工作需要調任奉賢區(qū)委宣傳部和黨校的領導工作，及律師兼職準入政策變化、公務員不得兼任律師，我才停止執(zhí)業(yè)。
我在奉賢擔任兼職律師期間，律師事業(yè)發(fā)展較快，奉賢律師事務所已經(jīng)有十幾個律師了，律師辦案的范圍也比以前更加廣泛了，但還是沒有跳出“官辦”的模式。國家辦的律師事務所，經(jīng)常不能取得群眾充分的信任，比方說民告官，你是官方事務所，老百姓就有顧慮了。而且，當時律師屬于國家干部，律師業(yè)務由官辦律師事務所統(tǒng)一包辦，也不利于調動廣大律師的工作積極性，因為這不能把律師個人的利益跟律師事務所的利益捆在一起，只有打破大鍋飯，廣大律師才能發(fā)揮積極性。
1988年，中國第一家合作制律師事務所在北京成立，律師管理機制、用人機制、分配機制的改革從此拉開了序幕。1996年5月15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到2000年，全國所有的國辦律師事務所都與所屬單位徹底脫鉤，完全進入了市場。
我們奉賢的律師事務所也經(jīng)過了改制、重組和壯大，涌現(xiàn)了昆侖、九鼎等一批私營、民營的律師事務所，律師的身份也由“國家人”轉變?yōu)椤吧鐣?”，律師事業(yè)進入了專業(yè)化、規(guī)?；目焖侔l(fā)展之路。律師不僅從事訴訟與仲裁、刑事辯護，還廣泛介入投資、稅務、金融、勞動保障、知識產權等領域，為經(jīng)濟建設和社會發(fā)展提供法律服務，律師不可替代的職能作用越來越被廣大人民群眾認可。
2009年1月，我因到法定年齡而退休。退休了還能干點什么事，我又想起了當律師的宿愿。于是在奉賢區(qū)司法局領導的關心下，向市司法局提出恢復執(zhí)業(yè)申請。3月26日，我終于獲準在上海市昆侖律師事務所專職從事律師工作。這是我第三次走進律師隊伍。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科學發(fā)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就要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要保障人民應有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項權利。新時期新階段的律師工作，就是要在科學發(fā)展觀的指導下，為保障人民的各項權利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
恢復律師制度三十年來，律師事業(y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探索到逐步完善，人民群眾對律師從懷疑到理解，從理解到信賴的過程，印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進步與發(fā)展。我相信律師事業(yè)一定會象共和國的其他各項事業(yè)一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去創(chuàng)造更大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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