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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yè)內(nèi)動態(tài)

公益律師,英雄還是刁民

    日期:2009-05-21     作者:孟登科;趙一海    閱讀:3,528次
 公益律師周立太法治

◆2009年4月,上海維權律師嚴義明被不明身份者毆打。

◆2008年4月,重慶維權律師周立太的深圳分所遭黑社會圍堵……

◆這是見諸各大報端的公開報道,而私下的屢遭恐嚇或者無形施壓恐怕就不為公眾知曉。公益之路絕非平坦順遂,維權之舉也未必都等同于守護正義。

◆他們被有的人斥為刁民,卻被有的人樹為英雄。

◆他們是復雜的,他們目睹了顛沛的眾生、進退的權力、紛繁的人性,同時亦親歷法治中國的碎步向前。

公益訴訟詞條:

公益訴訟是一個舶來品,也并非一個既定的法律術語。其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美國伴隨著公益運動的展開而廣泛使用了公益訴訟術語,設立了眾多的公益 法律機構(gòu)及類似的倡導制度,它們都是為了環(huán)境、消費者、女性、有色人種及其他社會公共利益而展開活動,由此進行的訴訟被概稱為公益訴訟。

“刺頭”總是不受歡迎的

4月14日,上海律師嚴義明在其律師事務所會議室內(nèi)遭三名不明身份人員持鐵棒襲擊,造成右肩肩胛骨骨折,并有多處受傷。

嚴義明素有“中國股市維權第一人”之稱,他的遇襲再次引發(fā)了公眾對于公益律師生存狀況的關注。他上一次備受關注是因為他要求發(fā)改委公布四萬億實施過程中的具體內(nèi)容。

事實上,公益律師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

在中國法治圖景中,他們或致力于消除乙肝歧視;或為維護婦女合法權益而四處奔走;或為春運火車票漲價狀告鐵道部;或為業(yè)主維權與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打官司;或為傷殘農(nóng)民工爭取合法權益……在公眾眼中,他們是一群通過發(fā)起具有超越個案意義的公益訴訟和公益上書等法律行動,挑戰(zhàn)不合理的法律法規(guī)以及其他規(guī)范性法律文件的律師或個人。

但他們很難算是嚴格的法學意義上的公益律師,因為中國還沒有真正的公益訴訟制度與公益訴訟組織。但他們都是熱心公益訴訟的人士,在制度尚需完善的時代背景下,他們試身其中,在爭議中摸索前行。

律師周立太就是一個頗有名氣的“摸索者“。13年間,他多次折返于重慶和深圳之間。2005年,在無奈離開3年后回到深圳,周立太開辦了分所。言及那次離開,周認為是“我感覺無力支撐下去”。

此后,深圳一官方雜志以煽情筆墨呼吁“留住周立太”——“對健全深圳的法治環(huán)境,周所做的工作有好處而無壞處”。

周立太涉足深圳之前,幾位農(nóng)民工因為權益受損走上法庭,被迫無奈者更習慣于威脅企業(yè)主或靜坐政府門前的極端方式。周立太通過系列訴訟改變了深圳市兩名外來民工5級傷殘僅賠償3萬余元的歷史,曾代表農(nóng)民工告遍深圳的政府部門,甚至引發(fā)國家六部委聯(lián)合調(diào)查整頓當?shù)氐陌踩a(chǎn)秩序。

2008年4月,周立太的深圳分所被身份不明人員圍堵大門,甚至霸占辦公室,強求律師解除農(nóng)民工維權合同,“嚇得我的律師四處躲藏”,周立太只身一人前往開庭,“我是一個不怕死的人”。

嚴義明被襲,周立太折返于渝深兩地,都是受制于或顯或隱的壓力。此種壓力有時不可言明,而有時則是確鑿的同行評價:“刺頭”總是不被歡迎的,但是“刺頭”的存在是推進法治所必需的。

律師們的公益上書

事實上,公益訴訟在中國的處境與公益人士的處境一樣窘困,絕大多數(shù)公益訴訟都以敗訴告終,另有不少公益訴訟未被立案。

盡管迄今只有兩次勝訴,但郝勁松已算是這個隊伍的幸運者。他的兩次勝訴均是借“發(fā)票”之名拷問壟斷——一次是借地鐵如廁索討發(fā)票未果,一次借火車消費不開發(fā)票為由。勝訴數(shù)月后,火車上出現(xiàn)了一種特制的專用發(fā)票。

之所以將矛頭指向“火車消費不開發(fā)票”,郝勁松自己的總結(jié)是“以小博大,借題發(fā)揮”。 “你必須找一個能夠打贏的且法理上站得穩(wěn)的?!焙聞潘勺栽S“法治先鋒隊”,“如果我們每次都打敗了,那么老百姓會說專業(yè)人士尚且如此,老百姓可怎么辦?!?/p>

這樣的勝訴在公益訴訟中是彌足珍貴的,郝勁松的其他訴訟多被裁定不予立案。2006年,郝勁松告鐵道部未召開春運價格聽證會,但法院不予立案。郝就寫了《致鐵道部部長的公開信》?!昂芏嗳苏J為公開信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不是法律的方式,是乞求的方式”,而郝勁松認為他是行使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對國家機關的批評建議權。公開信經(jīng)網(wǎng)絡和其它媒體傳播,數(shù)日之后,鐵道部宣布春運不漲價。“這是多方合力的結(jié)果,鐵道部盡管少收了3億,但政府卻收獲了民心”,郝認為。

“上書是一種理性的公民表達”,律師周澤認為。他在三鹿奶粉事件后的上書曾引發(fā)海內(nèi)外關注 ——《致國家質(zhì)檢總局局長李長江的公開信》,列舉三鹿事件中質(zhì)檢總局的種種失職,敦促李引咎辭職。巧合的是,幾天后李長江宣布辭職。

律師劉曉原亦有蹊蹺經(jīng)歷——川震數(shù)月后,劉給教育部寫信,呼吁授予為保護學生而遇難的教師“烈士”稱號。15天內(nèi),教育部某處長打來電話告知劉,所提建議甚好,必定謹慎研究。

但并非每次上書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劉曉原多次上書均未果,甚至有部門官員強硬表示,任何上書皆不回應。

游走在公益與商務的邊界

公益維權應不應該賺錢?周立太沒有給出答案。

有人斥責他“借弱勢群體謀財”,也有人說如此經(jīng)營勢必難以持續(xù)?!拔铱梢院茇撠熑蔚卣f,周立太這三個字在百度上能夠搜索出兩萬多條,但是我在銀行沒有一分錢存款?!敝芰⑻f。

周立太最大的無奈是,至今還有上百位農(nóng)民工拖欠500萬元律師費討要未果。他甚至為此寫下文章《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引發(fā)紛紜時議?!坝行┱賳T恨我,有些企業(yè)主要殺我,我都能理解,農(nóng)民工不理解我就很麻煩?!敝芰⑻羞^寫書的想法,書名初擬《周立太的無奈和當事人的無奈》。

周至今累積的外債已有150萬元之巨。這類帶有公益性質(zhì)的訴訟,是否能得到社會捐助?“中國的商人從來沒有給過我一分錢,”周立太說,“他們捐助是追求回報的,我不可能做到,相反我還招他們忌恨?!敝芰⑻穆伤两裰荒苊懔S持。

與周立太不同,另有部分公益律師已在商業(yè)性法務中完成了積累,以商業(yè)性的經(jīng)營收入彌補公益維權成本。

熱心公益訴訟的嚴義明就是這樣的律師?!拔覀€人的法律服務收入連續(xù)多年在中國律師界都應該是前100名吧。”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坦然作答,這是高得足以令普通人吃驚的數(shù)字。

以他在律師界的聲望,“我根本不需要通過公益行為來宣傳自已”。相反,由于所做的“公益性法務”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監(jiān)督政府,他因此丟掉了一些多年的外企客戶。

不過,嚴義明并不擔心生意。嚴義明的商務性案件的收費都價格不菲。他曾是周正毅的辯護律師,“那個案子可不是公益的,我的收費標準還不低”。

事實上,“公益”和“商務”的邊界歷來是爭論的焦點。

身處律師圈,商業(yè)和公益的分化現(xiàn)狀讓周立太情緒復雜。他的律所里“都是農(nóng)民自學法律拿到律師資格的”,而其他工作人員也多為周收留的傷殘人士。城里出身的年輕人在實習期滿都會離開。律所的運作模式也頗為奇特——統(tǒng)一接案、統(tǒng)一吃住、統(tǒng)一發(fā)工資,“恐怕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

年輕律師收入微薄,“一個月就兩千多塊錢”。周算了一下先后離開的年輕律師,“剛好走了108人”。周的律所接不到其它商業(yè)案件——“我不準我的律師勾兌,我們不能成為司法腐敗的推波助瀾者”。

而同行的冷眼旁觀也讓周立太陷入孤立。2008年9月,周立太指斥深圳中院新規(guī)將傷害外來農(nóng)民工權益,并上書全國人大,結(jié)果深圳5200名律師中應者寥寥。周立太無奈地在博客中留書一篇——《不得不對深圳律師說兩句》。

“誰會要一個動輒起訴國家部委的人”

與周立太不同,郝勁松,一直以青年法律學者自許,并非執(zhí)業(yè)律師。兩人相同的特點就是因公益訴訟頻繁在媒體上亮相。13年間,關于周立太的報道超過2000次。

能熟練地借用各媒體的話語特點是維權律師們的共同點,“周立太對外國人怎么說,對媒體怎么說,對政治家怎么說,已經(jīng)被訓練成熟。”有評論如是說。采訪過程中,周立太沒有拘束,偶有激烈言辭,甚至夾帶過量的粗口——他知道媒體有自身尺度,自覺地會過濾掉。

“我甚至在中央臺的節(jié)目里面罵娘,還被不相干的人舉報給司法局領導?!敝芰⑻f。

而在其他的公開場合,特別是面對外國友人和政治家的時候,周的發(fā)言會審慎許多?!拔易鳛橐粋€‘民工律師’能夠走13年,說明了中國社會的寬容和法治的進步?!敝芰⑻源俗鳛檠葜v開場,他多次受邀訪問歐美。

相較前述二人,因為多關注刑事冤案,案涉敏感,媒體空間相對不大,所以劉曉原更愿意在網(wǎng)絡上發(fā)言。去年楊佳襲警案后,劉曉原在博客及時向網(wǎng)民報告審判進程,“最高時每天點擊率過萬,而且是在沒有任何推薦的情況下”。

“北京沒有律師比我在博客運作上更如魚得水”,劉在網(wǎng)絡上被熱捧,現(xiàn)實中卻遭遇尷尬。劉所在的憶通律所被要求停業(yè)整頓,由于其“網(wǎng)絡義士”形象,當時想轉(zhuǎn)投友所,也被婉拒。

相同尷尬也在郝勁松身上出現(xiàn),曾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的郝感嘆找工作時的感受:“你說誰會要一個動輒起訴國家部委的人,誰愿意要這么較真的人?”
從江湖到廟堂
    很多時候,作為“刺頭”的公益律師并不能得到來自官方的肯定,但佟麗華除外。他曾被北京市司法局記過個人一等功、被評為中國十大法制人物。在公益訴訟的江湖里,這位十幾年來致力于未成年人保護的公益律師被業(yè)內(nèi)人士理解為“他做的東西有益社會,又不會得罪政府”。
    事實上,公益維權者從專注個案,到進入體制內(nèi)建言也漸成趨勢 。
    郝勁松曾在2007年自薦競選海淀區(qū)人大代表,但并未當選。許志永早在2003年就獲選了海淀區(qū)人大代表。彼時更是連同其他11位自薦參選者被喚作“12壯士”。5年之后,許獲連任。
    許志永坦言自身定位是一個公共服務的活動人士,當選前后生活并無改變?!叭绻鐣u趨進步,學院里的人會出現(xiàn)分化的,有人專心做學問,有人離開學校從事公共服務?!痹S說。他所負責的公盟已成為公益性訴訟中頗為活躍的團體。
“現(xiàn)階段當選人大代表不等于進入體制,因為數(shù)量太少,更不用說借此做公益的體制內(nèi)資源,”一圈內(nèi)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然我們也樂于看到熱心公益的法律人能夠更多走近政治?!?br />    事實上,在公益律師的圈子里,并非所有人都對進入體制內(nèi)表示贊同。“我是個在政治上不求上進的人,我只管打官司?!庇兄鹿h黨員身份的周立太從未出席黨員會議。他坦言自己更習慣用個案促進社會,靠媒體建言政府。
    立法困境與未來期許
    公益訴訟在中國是一個非常年輕的詞匯。公益訴訟最早可追溯至1996年1月,福建市民邱建東狀告郵電局多收他6毛錢,索賠金額為1.2元。13年間,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公益訴訟的隊伍之中,業(yè)內(nèi)人士評價,目前公益訴訟已經(jīng)形成了“一場方興未艾的法律運動”。但由于目前我國還沒有完整意義上的公益訴訟制度,公益訴訟一直都伴隨著爭議前行。
    在我國的公益訴訟中,經(jīng)常在最基本的問題上面臨困境,原告必須是特定的國家機關和相關的組織和個人。一位法官坦言:“面對公益訴訟,盡管從感情上我支持他們,但從法律上,有些起訴必須駁回。現(xiàn)行訴訟法規(guī)定,只有行為的直接利害關系人才有起訴的權利。”這同樣也是很多法官講到個人公益訴訟時十分無奈的表態(tài)。
    事實上,在我國現(xiàn)行的法律框架里,并沒有公益訴訟制度的存在。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對涉及公益的訴訟都建立了相應的訴訟機制。在美國,公益訴訟的原告有兩類:一類是檢察總長,一類是公民,企業(yè)和各種公益團體。在大陸法系國家,民事公益訴訟由國家機關 (主要是檢察機關)提起,原則上不允許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法國、德國、日本的民事訴訟法律制度中都規(guī)定了檢察院作為國家和社會利益的代表,對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權以主當事人的身份提起訴訟,也可以作為從當事人參與訴訟,并可以上訴。
   在我國,公益訴訟立法屢屢被提及,但是始終未進入實質(zhì)推進階段。載入民事訴訟法教材被專家們稱為“公益訴訟鼻祖”的是1997年河南省南陽市方城縣檢察院辦理的國有資產(chǎn)流失案,首開公益訴訟之先河。嗣后,全國多省檢察機關紛紛效仿,初步改變了公共利益無人保護或保護不力的現(xiàn)狀。由于缺乏法律明確依據(jù),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在2005年年初走到了盡頭,這是緣于最高法院的一紙批復,此批復指出,法院不再受理檢察機關作為原告提起的國有資產(chǎn)流失案件。至此,所有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也都被叫停,公益訴訟仍然陷入立法不足的缺位遺憾中。
    一位律師用“很成問題”來形容公益訴訟在法律上的定位,“我們沒有一個商業(yè)模式,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集團訴訟,更沒有一個懲罰性的制度安排?!?br />但是,這方面的司法實踐和立法努力一直都有人在做。
    在2005年10月16日結(jié)束的“公益訴訟、人權保障與和諧社會”國際研討會上,中華全國律師協(xié)會憲法與人權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吳革律師宣讀了研討會形成的《公益訴訟蘇州宣言》,這是中國律師第一次在公益訴訟領域中推出的行動宣言。
    吳革是此次會議的組織者,在他看來“個案的勝利更有利于法律文化傳播”,“一個好的案例通過媒體,比發(fā)小冊子、送法下鄉(xiāng)好得多,一個好的案例勝過一部立法。比如牢頭問題,一個躲貓貓案件勝過修改刑事訴訟法;還有孫志剛案件,改變的是收容遣送制度;像許霆案件,雖然他在廣州,但是我們誰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許霆……”
之所以將希望寄托于個案的推動上,一專業(yè)人士的理解是,三大訴訟法的修改不是那么容易,背后有很多的利益糾葛,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期待公益立法,所以只能通過個案來促進制度的改進。
    事實上,公益性訴訟的相關法律實踐已漸成氣候。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助理研究員黃金榮認為,目前公益訴訟主要涉及以下四個領域;消費者權益保護,公民的平等權利,環(huán)境保護及教育權利。“之所以集中在這些領域,是因為這些領域問題比較多,容易提起訴訟,法院也比較容易受理,媒體也愿意報道?!秉S分析。
    這些公益訴訟,正在逐漸改變壟斷行業(yè)等利益集團的一些不合理行為。
    公益律師對這種局面亦抱有未來的期許。
    鑒于長三角的勞動用工狀況,周立太想在浙江嘉善再開分所,“繼續(xù)為農(nóng)民工維權”。
    郝勁松仍忙于“打虎”,最近他又向國家林業(yè)局申請公開持續(xù)一年多的關于華南虎的調(diào)查結(jié)果以及費用支出。他也希望有更多法律人投身公益維權,“不能讓老百姓覺得每年跳出來的都只是郝勁松”。
    許志永負責的公盟正在探索更好的運作模式,“無先例可循”,散布全國的公盟志愿律師的隊伍也在壯大,“本土問題本土解決是我們倡導的方向”。
一維權律師甚至說,我很反感我這些廣義上的同道把自己的環(huán)境烘托得很可怕,“我不希望把自己忽悠成頂天立地的律師,但是我希望在中國法治前行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印跡”。


    (本報記者黃秀麗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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