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之年,聊城東昌府區(qū)于集鎮(zhèn)連海村男子連勇,這個曾經讓整個家庭都引以為傲的北大自考法律本科生,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去年,因一點瑣事他在京將11歲男童樂樂勒死,而后又向其家人勒索15萬元。此案日前在京開審。(《山東商報》6月20日)
殺人兇手連勇的殘忍令人發(fā)指。而“北大自考畢業(yè)生”的耀眼光環(huán),則又引發(fā)了輿論的倍加關注。其實,不要說連勇只是一個“自考生”,縱然是真正的北大“科班生”,其犯罪行為也與“北大”沒有一毛錢的關系,他首先是一個兇手、一個仇視社會的墮落公民,其次才是所謂的“北大畢業(yè)生”。過度糾纏于連勇的“北大畢業(yè)生”身份,會誤導對這一公共事件的梳理和反思。
筆者注意到,這個在網絡上被認定“比藥家鑫還邪惡”的男子,在村民和熟人眼中卻是一個性格內向、不愛說話的老實人。這讓我想起了殺傷13名兒童的兇手鄭民生——一些認識鄭的人,都堅持說他“人不壞”。《新京報》記者孔璞甚至用郁達夫筆下“零余者”的形象來描述鄭民生:“袋里無錢,心頭多恨”“過著無聊的日子”,而這又與連勇“工作沒有落實、女友要求的10萬元彩禮拿不出手、司法考試失利等”的人生境遇何其相似。
由此可辨析,“邪惡的老實人”犯罪還與生活困境、與心理上被社會所拋棄的孤獨感有著一定的關系。內心的變異和個體的喪心病狂只是犯罪的一個因素,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被拋棄的孤獨感越來越強烈轉化為扭曲的仇視社會心態(tài)。
幾年前的馬加爵事件,上海楊佳案,前不久的南平慘案,這一次的北大畢業(yè)生勒死男童泄憤案……莫不如此。無法不追問,我們要利用何種途徑和方法,來消解極端個體對社會難解的仇恨以及被拋棄的孤獨感。這不是對罪行的開脫,而是對罪行衍生根源的深刻檢視和自省。
在我看來,如果說自身的挫折境遇是催生畸形反社會心理的“外因”,那么社會寬容精神的缺失就是“內因”。事實上,當前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變得充滿了戾氣,普遍地不夠寬容,一次口角便有可能誘發(fā)一場血案,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動不動就會升級成公共事件?;氐奖景付裕瑹o論是連勇“因不小心碰到了一輛車的反光鏡被人罵了一頓,還險些挨打”的遭遇,還是其因為小孩沒道歉便產生的暴力犯罪沖動,其實都可以視為是寬容和與人為善這一傳統(tǒng)價值信仰在現(xiàn)實社會漸行漸遠的細節(jié)注解。換言之,這便是“邪惡的老實人”背后所隱藏的社會痛點,這需要我們直面和警惕。(特約評論員 陳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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